开垦中华夏族民共和国林业合作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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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把中国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为农业现代化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其困难可想而知。因此,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事业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投人格外多的精力,自始至终地具体指导着这场农村的巨大社会变革的进展。

  会议定于下午三时开始。下午一时毛泽东就来到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一时四十分找陶铸、江华、周小舟三位省委书记谈了一会儿,约半个多小时,随后进入会场。

澳门威斯尼斯人手机版,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据参加那次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回忆,当时会议的气氛是比较平和的,毛泽东作报告时也显得轻松自如,批评“小脚女人”时还连说带笑。可以想像,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认为,他对农业合作化的形势估计和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对“右倾错误”的批判也是正确的,对于指导合作化运动的一套政策和步骤已成竹在胸。

  实际上,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在老解放区,当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一九五0年,全国农村有互助组二百七十二万四千多个,参加农户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三千多户。到一九五一年,互助组发展到四百六十七万五千多个,参加农户有二千一百万户,增加了将近一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从一九五0年的十九个,增加到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三十个。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4页。)

  毛泽东的报告,一开头就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①(①这句话在毛泽东7月31日作报告时为:“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就要到来。”8月下旬修改这篇报告时,将“大风暴”改为“高潮”。)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正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毛泽东对农村中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他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实际上从这时就开始了。

  这就是毛泽东对当时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对农业合作化采取的指导方针。

  一九五一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出现了一场争论。

  他批评在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他认为,这些人是“胜利吓昏了头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他甚至认为这些人“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①(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8、424、425、433页。)

  争论是由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里所说的增强新的因素,是指在互助组织内部增加公共积累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认为,这些因素“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3、354页。)报告中所说的“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主要是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毛泽东不是不了解,要把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是有很多困难的。但是,他认为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他说,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多地少,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仍然有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因此他断定,中国的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中国共产党又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山西省委的报告送到华北局和中央。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中的观点。五月四日,华北局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1页。)五月七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也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他认为,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②(②《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l页。)六月三日,刘少奇在同薄一波、刘澜涛、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③(③转引自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41、142页。)七月三日,刘少奇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0页。)

  这是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全部立论的基础,是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的主要根据。

  当时,刘少奇等的想法是,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再发展一段时间,富农也让他发展,这样有利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等到国家工业化建设能提供大批农业机器的时候,可以依靠政权力量,下个命令剥夺它,一举实现集体化。同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说:“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②(②《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17、218页)

  毛泽东的报告用了相当的篇幅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而批评邓子恢等人采取了“特别迟缓的速度”。

  刘少奇的这种意见,当时在党内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认识,同对于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总体设想是相联系的。当时的设想就是,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到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工业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再采取严重步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

  他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而赞成山西省委的报告。他找刘少奇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把自己的态度告诉他们。还要有关同志准备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他又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对这次谈话的内容,薄一波有一个回忆:“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9r7、198页。)

  他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在面对缺乏经验的新问题的情况下,党内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争论中涉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一,能不能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由个体农业向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第二,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条件下,根据农民自愿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当时及以后的实践证明,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的适当形式。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种,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全国创办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高了农业产量,改善了农民生活,起了示范的作用,为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事业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事实。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骤,毛泽东提出,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合作化,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一九六七年完成,而且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

  长期以来,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模式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这种模式,就是先搞机械化,后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消灭富农经济,一举实现全盘集体化。如今,毛泽东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突破了苏联的模式,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

  他对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的进程作出一个大致规划: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①(①以上均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1—433、438页。)同时,他已经看到,由于中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他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群众实践中来的,是从中国互助合作运动长期积累起来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同时又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说明。

  在生产上,毛泽东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①(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8、439、426页。)

  早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于会议上就曾指出:经过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剥削关系,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①(①当时所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泛指农民的互助组织,而不是后来那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②(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70、71页。)

  毛泽东三番五次地提出,农业合作社必须增产,不能减产。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成败的关键。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现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增产的,这就给毛泽东以信心和勇气,大刀阔斧地推进合作化,这也是他用来说服和批评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的主要事实依据。

  在全国范围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毛泽东所要推动的,正是这种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上的第二次革命。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总结了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提出不少重要的有独创性的政策思想和理论观点。这个报告,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许多论述是正确的。其中关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相互关系的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对于农业合作化发展步骤的规划,大体上也比较稳妥。但是,由于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把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实际步骤和计划上更稳当一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方针路线之争,认识上的不同看法变成阶级立场问题。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不同意见就很难再发表,关于用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实行起来势必要打乱;关于合作化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种逐步发展的步骤,也难以保证实施。

  在中国农村,最后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农业集体化,在这个根本目标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是一致的。但在发展步骤的指导思想上,建国初期他们之间又有所不同。毛泽东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十分关切,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他认为,经过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但那是一个痛苦的而且很长的过程。而经过互助组、初级社这些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不但是发展生产的需要,而且也是实现集体化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在指导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中间,历来注意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防止另一种倾向。他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后来在修改这个报告时,加写了这样一些话:“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就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说,很希望这些话能够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以保证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而不发生重大偏差。但是,在反“右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在群众运动大发动的情况下,这些话的分量和实效被大大地削弱了,冲淡了,甚至就不算数了,大家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一方面,而是一味求快,甚至脱离实际条件去求快,以致带来许多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五一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之后,形成《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这次决议草案,十月发过一次,后经修改,十二月又正式发出。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八月一日结束。八月三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了一次话,从下午二时三十分谈到四时四十五分。八月七日,毛泽东便去北戴河了,一面休息,一面摆脱其他工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精心指导全国的合作化运动。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直至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

  毛泽东直接主持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写好后,他让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陈伯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看了以后说,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从这个意见中受到启发。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根据这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的意见,毛泽东对报告稿所作的修改和补充,主要是增加了关于建社准备工作的一段和苏联经验的两段。八月二十三日将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十三人征求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议草案全面分析和肯定了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产生的两个生产积极性。决议草案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是这样写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关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决议草案指出:“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地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

  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将报告(修正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但是决议草案的重点,放在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方面。它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国农业合作化进人一个新阶段,即迅猛发展的阶段。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集扩大会议等各种形式的会议,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研究本地区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各地一致表示完全拥护这个报告,都说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启示。同时,检讨和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有的省委检讨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有右倾思想,表现在怕多、怕乱”。“没有去想一下省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否放手,是否有领导大运动的气魄,对建社条件有限制太严太死的缺点”。①(①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社部署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5日。)有的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要“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各级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②(②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12日。)有的省委提出,“必须严格批判右倾思想,首先从领导上彻底解决问题”,“合作社大发展的条件是具备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③(③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认真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19日。)许多省纷纷提出提前完成合作化的规划。

  决议草案总结各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提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大体上有三种主要形式,即临时性、季节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常年的互助组,以土地人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并规定了党在不同地区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不同的方针。总的精神是,“根据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

  毛泽东在北戴河每天阅读省、市、自治区党委送来的报告,他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他还从中选出一些重要的报告,以中共中央名义加写批语,转发各地。

  决议草案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另一种倾向是采取急躁的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对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到达社会主义。这些是‘左’倾的错误的思想。”

  批语的基调仍然是反“右倾”。各地已出现头脑发热的现象,毛泽东的批语却在继续加温。他在安徽省委报告上写的批语说:“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④(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31日。)在这以前,只是讲“右倾思想”、“右的错误”,这个批语使用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

  决议草案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用什么作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好坏的标准。它是这样说的:“示范是在多方面的,但一切事情需要能够真正做到提高生产率,达到多产粮食或其他作物,增加收入这样的目的。只有在多产粮食增加收入这样的

  在辽宁省委报告上所写的批语,再次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必须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可只强调工业化,减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6日。)

  号召下,才可能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是真正为农民服务,而为群众所欢迎,因而可能巩固下来,并影响四周围的农民逐步地组织起来。因此,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510一517页。)

  九月二十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写出一个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主席的检讨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批了一些意见,送刘、周、陈、朱、彭真、邓小平、陈伯达、廖鲁言即阅,退邓子恢。毛泽东批的意见,口气严厉,上纲很高,远远超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批“右倾”的程度。例如,他说:“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八月一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检讨报告的批注,手稿,1955年9月26日。)

  决议草案还强调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必须绝对遵守自愿和互利的原则。

  毛泽东的批语,在尖锐地批判“右倾”,催促各地加快合作化步子的同时,也提醒各地务必注意做好现有合作社的整顿工作。湖北省委的报告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在批语中写道:“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湖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3日。)毛泽东所以强调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担心在合作化快速发展的时候,如不把现有合作社真正整顿好,合作社是不会巩固的,甚至还会出乱子。他对一些地方在合作化运动中采取的比较稳妥的办法,比如山西省委提出的“不要急于办大社”、“居住极为分散的山庄窝铺不宜建社”等等,加以肯定,并转发各地参考。

  十二月十四日,王震关于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问题,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出,计划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十个集体农庄。毛泽东甚为高兴,十七日致电王震,说:“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19页。)

  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始终想着农业增产问题。他在批转河北省委的一个报告时,要求各地都要作出农业增产的规划,写道:“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1O日。)用了“是为至要”四个字,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多么重视。此时,毛泽东已开始在酝酿制订全国农业发展规划了。

  毛泽东在修改决议草案中加写关于集体农庄的话是:“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③(③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中,长期以来实行一个重要口号,叫做“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不是仍然适用?对这个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没有作出回答。有人认为,我们党现在似乎放弃了这个口号。毛泽东在转发福建省委的报告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大体反映了毛泽东这段时间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这个决议草案的基础上,全党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问题,取得了共同认识。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这个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将它印发到县委和区委,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强调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这里所说的,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问题。毛泽东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为慎重起见,他把这个批语送给周恩来、陈伯达、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传阅,并且嘱咐:“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②(②毛泽东给周恩来等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4日。)这个批语,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略作补充后,作为中央指示于九月七日下发,从此成为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问题的一个规范的表述。

  决议草案的广泛传达,推动了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到一九五二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解放区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新解放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全国还成立了四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创办了几十个高级社(当时称集体农庄)。这年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粮食总产达到三千二百多亿斤,比上年增产四百亿斤。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4页。)

  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除了每天批阅各地送来的报告,主要为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准备,同时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在毛泽东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中共中央将这个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三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发给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通知说:“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55年8月27日。)

  发表前,毛泽东对决议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方面放宽了对试办高级社的条件限制,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这就是说,办高级社并不是非有农业机器不可。另一方面,强调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中间,必须十分注意对单干农民的政策问题。他加写了一段话:“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这时还没有说开中央全会。九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十月间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正式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九月七日发出。

  另一个重要补充,是进一步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3月24日。)这个重要补充,是针对当时,也就是一九五三年春决议准备正式公布的时候,在相当多的一些地方党政领导过多地干涉农民,因而严重脱离群众这一突出情况而写的。

  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亲笔起草会议通知这不是第一次,但这次通知写得别具特色。他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的书记的发言,都要写成发言稿,并且根据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区合作化经验的多少,规定了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发言稿的字数。通知要求:“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至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手稿,1955年9月5日。)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日益发展的需求,为了带动和影响其他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必须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向着更广、更高的阶段发展。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通知陈伯达到北戴河,研究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的起草问题。同时,要廖鲁言负责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九月四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最后审定这两个文件,六日印发在京中委、候补中委、中央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征询修改意见。

  从一九五三年秋季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农业战线采取了互相联系、互为促进的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断绝农村经济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为把农村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一是制定第二个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为提高农业合作化运动程度确定指导方针。

  九月五日,毛泽东由北戴河回到北京。六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会后,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对文件作了两次修改。十一日晚,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决议草案。毛泽东将修改后的决议草案审阅完毕时,已是次日清晨四点钟。他写了一个批示,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当天将决议草案看完后,要杨尚昆立即把它印发在京中委等,同时用飞机分送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于月底来京参加六中全会时带来。十三日,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听取李先念关于召开九省粮食会议的汇报。十四日,离开北京,再去北戴河,一直住到二十五日。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的出台,是由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紧张引起的。这一重大举措,被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大战役”。①(①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63页。“第一大战役’’是指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它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几亿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安定,起了重大作用。

  九月中下旬的北戴河,气候已渐渐进人中秋,秋风阵阵,不时给人几丝寒意。然而毛泽东游泳的兴致很高,每天下海,风雨无阻。有一天,大雨瓢泼,狂风卷起的巨浪一人多高,毛泽东还是下海游了十分钟。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粮食市场还是自由市场。农民上缴了农业税后,粮食就可以自由上市。经营粮食的,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还有私人粮商,后者经营的商品量约占上市总量的三分之一。遇到灾年,或是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粮食时,这部分粮商便同国家争夺粮源,哄抬粮价,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告急,收进的少,销售的多,京、津等地粮价上涨,与此有很大关系。

  毛泽东再次到北戴河,主要是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这部书的编辑情况,毛泽东自己说过:“我用十一天的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几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几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是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快,所有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从九月十五日开始编书,到二十五日写好序言、返回北京,正好是十一天。

  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据粮食部的报告,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收入粮食五百四十七亿斤,支出五百八十七亿斤,收支相抵,出现四十亿斤赤字。各大城市的粮食库存迅速减少。东北等主要粮食产地在这一年又受水灾,预计减产七十亿斤,对严峻的粮食供销形势无异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形成严重威胁。如果不及时制止,势必极大地妨碍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步骤的实施。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一开头就这样提出问题:“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②(②毛泽东《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手稿。1955年9月25日。)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上升到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意见的分歧,超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的提法。

  毛泽东立即要中财委拿出具体解决办法。

  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些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实际材料。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司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又说:“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①(①毛泽东《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手稿,1955年9月25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正在就一项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议。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分析研究后,就改变粮食现行的购销办法向毛泽东作汇报,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要陈云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把来自实际生活中的典型材料,加以汇集,在党内进行宣传学习,以利贯彻党的路线,推广群众中创造的新经验,加紧对工作的具体指导,并且用来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人们,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常常采取的一种工作方法。在大革命时期的一九二六年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主编《农民问题丛刊》以推动农民运动,用了这个方法;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一年先后两次编辑《农村调查》以倡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思想原则,用了这个方法;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九五五年,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他又用了这个方法——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编成后,毛泽东决定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人手一部。

  十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陈云作报告,全面分析了全国粮食的严峻形势,指出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导致物价全面波动,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和投机商人。他说,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陈云提出,根据现在的情况,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①(①“定量配给”的提法,根据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建议改为“计划供应”,相应地将“粮食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严格管理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至于在农村实行征购,这是陈云从八种处理办法中经过慎重比较后选择出来的。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陈云后来曾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②(②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0月10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08页。)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于十月四日至十一日在北京怀仁堂举行。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并就此作出决议。同时,还讨论关于召开中共八大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区党委、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共四百五十一人。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赞成陈云的报告。他着重地分析了农民和农村的现状。他说:“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八十人在会上发言,另有一百六十七人作书面发言。

  “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5页。)后面这一翼,如果没有粮食征购这一项,就不完全。他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74、275页。)

  发言的人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给以高度评价。刘少奇在发言中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从规定党的总路线以来,为进一步地贯彻实现总路线而斗争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文件。”①(①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11日。)邓小平说:“毛主席的报告不只是从理论到实际最透彻地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方面,具有普遍的意义。”②(②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O月10日。)

  毛泽东把粮食统购统销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他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仅看作一项解决当前粮食供求困难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改造个体农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他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以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又有利于粮食统购工作的进行。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

  会上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许多发言的人认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认为犯“右倾”错误的同志,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发言者强调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强调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必须建立贫农的优势。有些发言,用个别事例,夸大地说明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何迅速地不断高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猛烈的批评。有些地方上的同志提出,晚解放区同老解放区一样,可以大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山区也可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的同志纷纷表示,要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要重新规划,提前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有些发言还提出,不但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其他方面也都存在着这种情况。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从十二月初开始,结合农村正在进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在全国范围内(除个别地区)普遍地实行了。随后,又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一九五四年又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

  由于继续批“右倾”,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意见出现一边倒的形势。这个情况,从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发言中也能反映出来。例如朱德说:“我听到同志们的讲话都很有信心,叫我这个素来乐观的人更加乐观了。我估计在全国农村中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可能会比中央预定的速度要快些。”①(①朱德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8日。)刘少奇也说:“根据各省委地委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所作的规划的报告,大约将在今后三年至四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过我国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过毛泽东同志在七月三十一日报告中所提出的速度”②(②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O月11日。)。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对下一阶段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作出部署。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结论。

  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省委以上领导机关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规定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10页。)这是毛泽东为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组织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毛泽东亲自点将,指定对农村工作有丰富经验的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这是对七届六中全会的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又是对今后在全党展开大辩论、加快各方面工作的一个动员。

  一九五三年一月初,邓子恢离开武汉到达北京。一月十七日,他和杜润生①(①杜润生是同邓子恢一起从中共中央中南局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的,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起去向毛泽东报到。晚上七时,毛泽东在住地接见了他们。

  毛泽东说,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就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许多争论。他列举了十三个问题。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他一些问题,如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社容易巩固难”的问题;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等,他认为经过讨论都解决了。毛泽东对一些观点和说法,诸如“办社容易巩固困难”、“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等,逐一进行批评。最后,他回答这次会上提出的一个问题: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他说,应当办一批。但又说:“关于高级社的条件和应办多少高级社,今天我也不说,条件问题还是请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讲,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实际去办。总而言之,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毛泽东说:关于农村工作,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还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作农村“统帅”。②(②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376页。)另据邓子恢说,他刚调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就告诉他: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些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完成这个任务,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就应开始。③(③《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52、453页。)

  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所作的上述总结,把一些需要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把一些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的问题,都说成是“迷信”而加以破除,加以批评,这就很难不助长农业合作化脱离实际地过快发展。

  这年十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向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具体研究大力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和部署。

  毛泽东根据大家的发言,对全国农业合作化提出一个新的规划:多数地区,到一九五八年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少数地区的一部分,一九五七年春可以基本完成,其中的个别地区在一九五六年春就可以基本完成;少数地区的另一部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什么叫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呢?就是要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规划写进了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所规定的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时间提前了两年。

  当时,邓子恢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十月十五日,毛泽东找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毛泽东对全会的讨论情况非常满意。他认为经过这次讨论,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重点应当放在保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质量,有必要提出防“左”的问题。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他说:省(市、区)、地、县这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如果遇到情况不对,立即煞车。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质量,比规格。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我就是怕死牛。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①(①以上均见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后第三次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补充的内容,主要也是“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甚至提出:“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②(②毛泽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加写的话,手稿,1955年lO月13日。)

  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

  在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更明确地提出:“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55年11月1日。)

  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只要合

  毛泽东提出防“左”的问题,提出注重合作社质量、控制合作社发展速度的问题,都十分重要。但反“右倾”的政治气氛毕竟太强,声浪太高,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因而毛泽东这些话没有引起各级领导和干部的足够注意。

  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

  七届六中全会主要是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从七月三十一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到六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评一直是尖锐而严厉的,甚至认为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一条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自己的路线和方针。等到六中全会一开,毛泽东看见大家一致批评“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问题解决了,邓子恢也作了检讨,这时他对邓子恢的批评,就不再使用严厉的语言了,也不采取“击一猛掌”的办法了,并且还对邓子恢说了一些肯定的话。他说:“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

  六中全会的精神贯彻下去后,毛泽东很快收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从报来的情况看,到十一月下旬,大多数省的人社农户已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些省的领导人都认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据此,毛泽东作出一个新的判断:“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则可以肯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答复甘肃省委并告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电报,手稿,1955年11月30日。)这就是说,合作化的时间,比刚刚通过的六中全会决议又提前了将近两年。

  兵,多多益善’。”

  从一九五五年七月到十月,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作为推进和带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一个中心环节,紧紧地抓住。经过党内的一场思想斗争,他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和主张,从思想上为全党所接受,并且郑重地作出决议。全会以后,他最关注的是把决议贯彻到实践中去,变为党和群众的实际行动,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扩大工作成果。

  “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五日到达杭州。他一路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

  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这里有一个毛泽东这次南下的行车时刻表,摘自一份档案资料。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

  “十一月一日,晚九时二十五分专列起站。十一时

  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

  五十分在天津,停车一小时,与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

  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副市长万晓塘谈话。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

  十一月二日,晨六时五十八分,到德州车站,停车

  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

  一小时,与德州地委书记谈话。上午十时四十三分到达

  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

  济南,与谭震林、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下午一时结

  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

  束。晚九时十分,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

  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

  话,九时五十五分结束。十一时五十六分到达泰安,在

  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

  火车行进中,继续与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

  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

  十一月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四分到达兖州,二时与

  头落空。”

  泰安地委书记谈话结束。二时二十五分与兖州地委书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

  记、副专员谈话。六时四十五分,到徐州,停车一小

  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

  时,与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九时四十分到达符离

  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

  集,四十五分与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十时五十五分结

  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

  束。十一时四十五分到蚌埠,十一时五十分与安徽省委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

  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至下午一时三十分

  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结束。

  “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

  十一月四日,凌晨一时四十五分到滁州,一时五十

  番——商量。……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

  四分,与滁州两位地委副书记谈话,二时五十分结束。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

  三时到浦口。三时二十五分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

  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

  长惠浴宇,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五时二十八分结

  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

  束。七时二十一分到镇江,二十五分与镇江地委书记、

  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专员谈话,八时十八分结束。十时五十四分到无锡,与

  “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十一时五十五分结束。十二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

  时四十七分到苏州,与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

  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市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

  长谈话,下午二时三十分结束。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

  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

  东同行,四时二十五分到达上海。毛泽东在上海下车,

  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

  到游泳池游泳一个小时后上车继续行进。

  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

  十一月五日,早六时与柯庆施、许建国及上海市其

  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①(①《毛泽东文集》

  他领导人谈话,谈到九时四十分,中间吃早餐。中午,

  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8—301页。)

  再一次下车游泳一个小时。下午二时四十五分到松江,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闭会的前一天,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再次约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与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三时三十七分结束。下午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

  七时到达杭州。”

  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

  这是一次多么紧张的调查工作啊!

  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

  毛泽东到杭州后,调查工作继续进行。十一月七日向警卫一中队江苏、浙江籍的七名战士了解农村情况。十一月十日,又向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了解他们家乡的情况。用毛泽东的话说,向这些家在农村的战士调查等于间接地到农村调查。

  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农业合作化这个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很需要有一个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他这次到杭州,作了一路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为这件事作了一些准备。他在杭州期间,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搞出了十五条。参加会议的有:柯庆施、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

  是稳步而不前进。……‘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离杭州北上。二十日,到天津。在天津又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当天晚上回到北京。

  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

  毛泽东这次视察南方的主要成果,就是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农业十七条》。这是第一个全面规划我国农业发展远景的蓝图,内容包括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卫生教育、文化设施以及道路建设等等。以后经过不断地修改补充,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四十条,简称《四十条》,内容比《农业十七条》更为详细而具体了。后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回顾《四十条》形成过程时说:“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搞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会议①(①指1956年1月3日至9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一次会议,讨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陈毅、柯庆施、罗瑞卿、陈丕显、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林铁、黄欧东、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华、江一真、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铸、陈漫远、杨尚奎,共25人。在这次会议上,将十七条扩展为四十条,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作社。”

  《四十条》的产生,反映了毛泽东急切地希望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积极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消灭危害人民健康的严重疾病,建设一个富庶而环境优美的国家。这个文件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从抓社会主义改造向抓经济建设工作开始转变的一个标志。由于这个文件是在全党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制定的,人们头脑普遍发热,提出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性,除了农业合作化一项,其他各项都未能如期实现。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

  六中全会期间,有些省委书记提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他作结论时说:《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见,限十月二十五日以前报送中央办公厅。

  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

  毛泽东十一月下旬从杭州回到北京,自十二月起,就动手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由他的秘书田家英帮助做编辑工作。

  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

  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发展很快,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意料,这也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当九月编书的时候,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为三千八百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②(②这是1955年10月的统计数字。)到这次重编的时候,十二月下旬,相隔只有三个多月,入社农户已达到七千五百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三。一场有五亿农民参加的社会大变革,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

  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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