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传,败敌葛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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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乡”、“清剿”均未得逞,蒋介石遂于1933年5月初任命刘镇华为“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准备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攻。6月5日,刘镇华设总司令部于河南潢川县城,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潢(川)麻(城)公路为界线,划分为东西两区,开始调整部署,增筑碉堡,运筹粮弹,编练民团,加紧围攻准备。

  这次围攻,敌人调集了十四个师又四个独立旅,计八十二个团兵力,以其中五十三个团的兵力,在反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进攻西区,即鄂东北地区,企图首先消灭红二十五军主力,摧毁鄂东北根据地。而后,转移兵力围攻东区,即皖西北革命根据地。

  我认识徐海东同志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夏,我在陂安南县(即黄陂、黄安两县的南部)当县委书记,海东同志是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八团团长。他因肩部负伤在我们县里休养。我见到他时,臂上还吊着绷带。他性格开朗、乐观,打仗很勇敢,群众中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是很受群众和战士爱戴的一个红军领导干部。因为他住在我们县委机关,见面闲谈中,才知道他出身于几代烧窑工人的家庭,他自己也当过十多年窑工。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他的家乡–黄陂县一带组织游击队,搞武装斗争,以后转战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残酷的斗争环境和武装斗争的实践,把他从一个烧窑工人锻炼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

  7月的武汉是个火炉,但蒋介石被一次次围攻失败搞得更火,大骂:“娘稀匹!我就不信剿不灭区匪!”

  一九三一年秋,徐向前同志带领部队攻克黄安县城前,海东同志伤好归队,我们就分手了。

  蒋介石一次次更换指挥官,一次次失败,这次他相信了刘镇华。刘镇华曾向蒋介石拍着胸脯说:“若让我指挥对豫鄂皖共匪苏区的围攻,我保证,不出三个月把他们彻底清除。”这是一个月前的话。

  二

  今天,蒋介石记忆犹新,他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围攻豫鄂皖军事会议上,一开始就说:

  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围剿”总司令。集中主要兵力,妄图首先消灭鄂豫皖地区的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占据鄂豫皖党组织和红军主要领导地位的张国焘,被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未能乘胜扩大战果,扩大红军,开辟新区;加之,国民党在日寇节节进攻下准备迁都洛阳,他就主观地认为,红军的力量很大了,国民党军队已经成为“偏师”了;只要红军不停顿地进攻,就能很快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对敌人新的严重围攻,缺乏准备。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以后,他又拒不执行毛泽东同志电报指示的:“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方针,拒绝徐向前等同志的正确意见,致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陷于被动。在红军连战失利后,张国焘又跳到另一个极端,仓惶失措,右倾逃跑。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造成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刘镇华在一个月前就向我拍胸脯说,保证三个月内彻底消灭‘共匪’,我相信他!你们总司令部报告的分区围攻的计划,先主后次的步骤,步步为营的方针,这都很对!我希望在剩下的两个月内,各师通力合作,让豫鄂皖共匪死无葬身之地!”

  当时,我在皖西北道区(当时鄂豫皖边区共分鄂东北道区、豫东南道区和皖西北道区三个道区,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任道区委员会书记。当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东向皖西转移时,东线敌人进逼皖西北根据地的中心–麻埠,我被迫带着皖西北地方部队两个团向主力部队靠拢。那时,徐海东同志是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他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同志带领一个团担任后卫,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由于敌人插入,截断了同主力部队的联系。在英山西界岭刘士奇、徐海东同志和我会合了。不久,鄂豫皖中央分局来信指示我们留在湖北、安徽边界坚持斗争,开展工作。组成鄂皖工作委员会,指定我担任书记。我们共同研究,为了坚持斗争,需要树起一面旗帜造成声势,既有利于牵制敌人,又有利于发展工作。决定把这两部分军队合编,成立红军第二十七军,刘士奇同志任军长,我任政治委员,海东同志任七十九师师长,王建南同志任师政治委员。在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整编部队,进行动员,投入战斗。新组建的红二十七军经英山打到安徽的霍山、潜山、太湖、宿松一带。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跟拦阻和追击的敌人几乎天天打仗,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仗。海东同志率领部队,前面紧张时任前锋,后面紧张时任后卫。活动的地区又多是高山峻岭,给养十分困难,多半靠野菜、南瓜充饥,海东同志累得吐了血。苏区很多群众,也和部队一起行动,人数超过部队好几倍,更增加了粮食的困难,部队的机动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想走也走不快,于是,我们决定往回打,返回苏区,把群众护送回家乡。当部队回到原来苏区的商城南部时,得知六安、霍邱等县内的大部分城镇都被敌人占领了。以后,我们率队到达黄安县的七里坪,才知道张国焘已经把红四方面军主力带到铁路西去了。在七里坪,省委决定红二十七军部队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军长是吴焕先同志,海东同志任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我带着一个特务营又回到皖西。

  会场出现了整齐、清脆而有节律的鼓掌声。

  三

  刘镇华站起身,走到军用地图前,宣布了第五次围攻的具体部署:

  一九三三年春,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围攻七里坪。海东同志根据亲身的实战经验,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反对围攻七里坪,并和坚持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结果,他的正确意见仍然没有被采纳。由于敌人兵力众多,实际上七里坪并没有被围困,反而把我军拖得疲备不堪,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实践证明海东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梁冠英的第三十二师由光山陡山河向南;刘茂恩的第六十四师以及我第六十五师由新集向南,齐头并进;彭振山的第三十师由麻城谢店向北;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由骑龙寺、福因河一线向西;以郭家河、檀树岗一带为主要目标,实行分进合击,尾追、清剿、堵截相结合,一举消灭红二十五军,彻底摧毁光山、黄安边界的匪区中心区域。同时,宋天才的七十五师在潢(川)麻(城)公路骑龙寺以南、以北沿线封锁公路,加紧防堵;万耀煌第十三师在七里坪、华家河、黄安地区防堵共菲杀回马枪;李敬明第三十一师在黄土岗、麻城、中馆驿、宋埠地区加紧“清剿”和防堵。总司令部暂移新集。只要我们精诚团结,同仇敌忾,定能在两个月内完成围攻任务,不辜负委座对我们的期望!”

  当时,我在皖西带领红八十二师跟敌人打游击,部队有所发展。由于皖西北不是敌人的主攻方向,皖西北的困难情况比鄂东北要稍好些。一九三三年秋,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处境困难,冲破敌人的几层封锁,到达皖西。部队稍事休整和补充一些粮食、给养后,从南溪、葛藤山出发,准备返回鄂东。军长吴焕先同志带领部队前行,副军长徐海东同志带病担任部队后卫,中途被敌三十一师冲断。海东同志指挥部队,摆脱了敌人,又收容了被截断的六个连队,回到皖西对我说:

  “是!”参加会议的各师、旅长同声回答说。

  “敌人增修了公路和碉堡,兵力增加了,封锁线一时突不过去,我带的部队就留皖西地区战斗吧!”经皖西北道区委员会决定,将皖西北的地方部队和海东同志带来的部队合编,成立红二十八军。海东同志任军长,我兼任政治委员。不久,我生了一场大病。我病倒了,皖西北地区党、政、军的工作,都由海东同志主持,他干得很出色。

  7月1日。新集以南太平寨。

  一九三三年冬,敌人又增加了兵力,向皖西北苏区进攻。由于敌人反复“围剿”,实行“三光”政策,苏区的粮食被抢走了,房屋烧光了,大批革命群众遭到屠杀。但是,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宁死不屈,坚持斗争,尽全力支援红军。在根据地日益缩小,人民群众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红军的供应,只有向敌占区发展,在打击敌人的过程中解决。我和海东同志都认为:人吃饱了才能打仗。要坚持下去,就得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保证战士、干部的健康,还要接济根据地的群众。于是,海东同志带上部队,到六安、霍邱一带打游击,打了很多胜仗,俘虏了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夺取武器,装备了自己,同时,打了那一带的豪绅地主,把得到的粮食、布匹背回苏区。群众生活得到救济,部队的给养得到补充,这样就保证了红二十八军旺盛的战斗力。

  太平寨地处深山中的盆地,与外面大镇距离远,接触少,是革命老区,群山环绕,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中共鄂豫皖省委就设在这里。

  当时,我病得很厉害,海东同志怕把我留在地方上养病出危险,就选身强力壮的同志组成担架队抬着我行军。敌人天天“扫荡”,部队作战频繁,担架队的同志甚至在风雨交加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爬山越岭抬着我跟着部队行动。苏区被敌人烧得没有一爿完整的房屋。宿营时,把我的担架靠在尚未倒塌的墙壁旁边,还要搭个席棚子挡风。我怕影响部队的行动,几次要求把我留下来,海东同志坚决不肯。我病得那样重,又是在那样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如果没有象海东同志这样的战友,这样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会遇到不可想象的遭遇。海东同志不仅对我是这样,他对干部对战士也都很关心爱护。因此,环境再艰苦,再困难,干部和战士始终保持着团结友爱的精神和饱满的战斗情绪,这是和海东同志优良作风的影响分不开的。

  “我们今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具有特殊意义。”省委书记沈泽民高声说,“六年前的今天,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领导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暴发的日子,从此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我们要以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新的围攻,早日实现夺取中心城镇的大反攻。下边由邵达夫同志传达中央指示。”

  四

  邵达夫由中共鄂豫皖省委派往上海中央局请示工作刚回来。他口头传达了中共中央于1933年3月15日《给鄂豫皖苏区党委的信》(文件迟至8月2日收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认为:

  一九三四年初夏,红二十五军从鄂东北来到皖西北,在商城县豹子岩,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担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海东和焕先同志指挥红二十五军转战鄂豫皖苏区,在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援配合下,抗击敌人十四个师四个独立旅共八十余个团的兵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各地红军的行动,红二十五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了很多出色的胜仗。两军合编以后就远程奔袭敌五十四师后方罗田县城,奇袭安徽重镇太湖县城,缴获大批银元、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资。在灵隐寨激战两昼夜,挫败了敌追击的三个师;在长岭岗全歼敌一一五师;在大柳树战斗中歼敌一○七师两个团和驻汤池的工兵营;在光山县斛山寨地区,打破敌人十个团的围击,歼敌四千余人。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等同志对于我们党坚持鄂豫皖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对于巩固和壮大红军都是有很大功绩的。

  目前最大的危险——绝不限于鄂豫皖苏区的党,是固执于保守的游击战与正式战的方法,用我们集中的力量来和敌人作战。……根据目前全国的形势及鄂豫皖的具体条件,中央认为摆在鄂豫皖苏区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抓住目前的顺利环境,集中我们的军事的及一切党的群众的力量来首先恢复和巩固以黄麻为中心的鄂东北苏区,彻底消灭这一苏区内部敌人,将这苏区完全找成一片,夺取与巩固过去失去的主要阵地,恢复与开展这一苏区的苏维埃以及党与群众的工作,以便进而恢复和联结豫(东)南、皖西产的整个苏区。……省委应立刻定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作战计划……应当用一落千丈切力量夺回原有的阵地……为防御苏区,必须尽其最大的最好的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在红二十五军转战到皖西北的时候,省委的代表到皖西北道委巡视工作,他指责我“肃反不坚决”。他仅仅根据一个副营长被逼出的口供,就认定皖西北道区指挥部司令员吴宝才同志和道区政治部主任兼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江求顺同志是“反革命”。我和海东同志坚决反对。我和省委代表发生激烈争论。我说:吴宝才和江求顺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好同志,怎么能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定他俩是反革命呢?他说:你肃反不坚决,严重右倾。省委听信他的片面反映,撤销了我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的职务。最后,吴宝才和江求顺同志还是含冤被杀害了。

  中共鄂豫皖省委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七里坪战役失败的教训和严惩后果,在听了邵达夫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后,省委更加坚持原来对形势所持的错误看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会议通过了《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和《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省委认为:

  我被撤职后,在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当了一段时间的宣传科长。陶家河战斗以后,程子华同志带来了党中央的信,指示红二十五军向豫陕边界伏牛山脉方向转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当时,军长是程子华同志,政委是吴焕先同志,徐海东同志改任副军长。在长征过程中,他同焕先、子华同志领导部队指挥作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由于大举反攻胜利的结果,中心苏区已有相当的巩固”,(1933年7月5日《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鄂豫皖苏区所处的是非常顺利的客观形势。”(1933年7月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保障秋收是鄂豫皖党和苏维埃与红军唯一的任务,忽视了这个任务就是等于放弃了巩固中心苏区与整个恢复鄂豫皖苏区全部的任务”。(1933年7月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我们要为解决苏区的粮食困难和完全保障秋收,要执行全体群众的武装动员,在红二十五军全力领导之下,大举向敌人反攻,来争取新的胜利”;(1933年7月5日《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决定要在苏区内大大建筑工事,动员群众武装来把守,抵抗敌人的一切进攻,还要大大动员使用刀矛原始武器对外。(1933年7月5日《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

  独树镇战斗时,我刚刚调到二二四团当政治处主任。团长张绍东临阵怯战,带着部队往后退。吴焕先同志发现以后,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带着部队冲了上去,顶住了敌人。后来我才知道,就在这次战斗以后,部队在独树镇附近宿营时,省委的一个同志对徐海东等同志说:郭述申是反革命,他要对独树镇战斗时部队后退负责,应该干掉他。徐海东同志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同他争辩说:“郭述申要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那就散伙吧!”由于海东同志的坚决反对,我的生命才得以保全。可是当天晚上,还是把原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政治委员王建南同志和原少共皖西北道区委员会书记雷金相同志杀害了。

  这次会议关于对全体群众的武装动员,解决粮食困难,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的决定和措施,对第五次反围攻斗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会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采取了内线单纯防御的错误作战方针,因而导致了第五次反围攻初期斗争——中心区域保卫战的接连失败。

  海东同志在围攻七里坪问题的原则争论上和在反对诬陷我的问题上,都表现了他与错误的东西作斗争时,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海东同志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尤其在当时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残酷斗争、动辄杀人的情况下,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从7月17日鄂东北中心区域保卫战开始以后,省委错误地提出“与土地共存亡”的口号,红二十五军时而在白区筹粮,时而在内线作战,筹粮不济、作战失利。结果,不但中心区没有守住,而且部队减员达一千五百余人。这就迫使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暂时到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休整。

  五

  皖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游击司令吴保才和红八十二师师程启波等领导下,广大党政军民,执行正确的方针,使皖西北苏区得以保存。当时,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仍有汤家汇、南溪、双河山等重要集镇,方圆百余里,地方党政组织比较健全,部队武器弹药、粮秣、服装比较充足,群众情绪稳定。9月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皖西北南溪,和红八十二师会合后,部队进行了短暂休整。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鄂豫陕省委在陕西省雒南县庾家河战斗以后,召开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部队转战于雒南、雒西、卢氏、兰田之间,在华阳镇地区,伏击敌警二旅。歼灭这个旅大部,击伤敌旅长张飞生;葛牌镇战斗全歼敌警三旅。以后又采取外线作战,奇袭荆紫关,打乱了敌人“围剿的”全盘部署,创造战机,在袁家沟口战斗中全歼敌警备一旅,生俘旅长唐嗣桐。为建立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在省委“与土地共存亡”的号召下,继续采取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作正面抵抗,虽然艰苦奋战,给敌人以杀伤,但未能制止敌人的攻势,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应付的不利境地。9月23日,红军主力被迫南撤,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也遭受失败,红二十五军减员至三千余人。省委决定留红八十二师在皖西北坚持斗争,红二十五军立即返回鄂东北。

  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二十五军出终南山,前锋抵达西安以南二十余里的韦曲、引架回、杜曲和子午镇,震动了西安敌巢。军部从党的交通员石健民同志送来的情报和缴获的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已经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并有准备北上之势。这一喜讯,鼓舞了全军指战员。鄂豫陕省委在西安西南的袁家庄(佛坪)开会,正式决定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针是积极配合主力红军,绕到胡宗南后方作战,牵制敌人,按照酝酿成熟的意见,伺机北上,同陕北红军会合。同时,会议还决定留郑位三、陈先瑞同志在陕南,将各路游击师、游击大队和红二十五军伤病员合编为七十四师,陈先瑞同志任师长,郑位三同志任特委书记兼师政治委员,在特委领导下,继续坚持豫陕地区的斗争。

  10月2日黎明前,红二十五军由黄土岗至四道河之间强行通过公路,遭敌人猛烈火力阴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戴季英率第七十五师大部和第七十四师一部共一千余人,突破封锁线,向鄂东北转移;徐海东副军长及后续部队被截断在路东。从此,红二十五军被分割于鄂东北、皖西北两个地区,第五次反围攻斗争进入更为艰难的时期。

澳门威斯尼斯人手机版,  会后,红二十五军向西运动,一直打到天水附近,截断了西安到兰州的公路。在泾川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消灭国民党马开基一个团。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指挥部队英勇作战,不幸光荣牺牲。全军上下,极为沉痛,决心继承焕先同志遗志,继续奋斗。

  鄂东北的红二十五军主力,仍推行省委的“与土地共存亡”和内线单纯防御作战的方针,到10月下旬,尽管全体军民英勇顽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但仍未能避免失败。期间第七十五师师长周希远图谋投敌被处决,第七十三师政委王少卿被俘叛变。至此,在鄂东北地区,红二十五军主力只剩下一千多人;党政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县、区干部只剩下几十人,党员只剩下二百多人;大批群众被屠杀,紫云寨地区原有万余人的三个乡只剩下老少百余人;物力、财力被摧毁殆尽,广大群众无衣、无食、无房。鄂东北地区革命战争面临着严重危机。

  红二十五军深入敌人后方的这一战略行动,调动敌军分兵同我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以后,红二十五军挥师北进,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在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西北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会合后,陕甘省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组成后,立即南下,投入战斗。在延川以南的劳山地区,歼敌一一○师大部,击毙敌师长何立中;乘胜攻克榆林桥,全歼守敌一○七师一个加强团。这次战斗胜利后,得到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消息,全军振奋。不久,毛主席来到十五军团司令部驻地–甘泉县道佐铺亲切地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同志。我当时也在场。海东、子华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三次反“围剿”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合编为十五军团的情况。毛主席说:你们在陕北的作战方针、计划和部署都是对的。毛主席还问及十五军团下一步怎样打法。海东同志说:十五军团准备南下作战。毛主席同意了军团的作战部署。

  几万红军官兵和群众的性命换来了省委的清醒,使他们认识到了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左”倾错误和消极防御的错误策略方针。

  在欢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庆祝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的大会上,毛主席讲了话。他深刻地总结了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他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在这次庆祝会师大会上,肖华同志和我分别代表两个军团的指战员也讲了话。

  天气闷热,没有一丝风,山里骄阳晒得头昏。部队一直在走路,滑好好休整过,吃住都不好。战士们的脚走烂了、头走昏了,眼走花了,走着走着,“扑通”一声,就有人倒在山路上了。还得走,为了保存实力,为了甩掉敌人,只有不停顿地走,咬着牙走,瘸着腿走,淌着血走。伤病员越来越多,因中暑伤亡的战士在不断增加。

  会师后,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同志召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两个军团的干部开会,研究作战计划。毛主席说: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的第三次“围剿”,现在要消灭直罗镇方面的敌人。为了进攻直罗镇必须先拿下张村驿。打下张村驿,使苏区联成一片,打开我军向西出击的道路。集中两个军团的力量消灭由西向我进犯的敌人。毛主席还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军队打到哪里,根据地就发展到哪里。现在到了陕北,根据地就建立在陕北。会上决定拿下张村驿的任务由海东同志担负。部署完作战任务,毛主席又找海东同志和我谈话。毛主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们粮食筹备得怎样?怎么运送?”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有时碰上连阴雨。没有雨伞和雨衣,无止无休的雨点落在疲惫不堪的战士身上,给战士的行军又增加了几分难度。

  海东同志指派韩先楚同志率部打下东村、张村驿两个寨子后,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指挥两个军团对直罗镇守敌发起进攻,歼敌一○九师全部和一○六师一个团。打下了直罗镇,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阴雨的大别山中,一支红军在艰难地转移着。

  一九三六年二月,毛主席亲自率领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开始东征,准备对日作战。当时红一军团由聂荣臻同志等率领从清水关一带渡过黄河;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等率领从舍峪里一带渡过黄河。两军团胜利渡河以后,在兑九峪战斗前,徐海东等同志到黄河东岸毛主席的住地(离敌人只有三十多里)去领受任务。毛主席指示:先集中两个兵团的力量打阎锡山,战斗后两路分兵“各撒一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扩大红军,征集物资为抗日作战准备力量。红十五军团在兑九峪战斗后,经汾阳、文水、交城等地,一直打到太原附近的晋祠,沿途歼灭不少放军,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但是,我党我军东征抗日的行动,却遭到国民党的破坏。蒋介石调集了十个师的兵力进入山西,拦阻红军北上抗日的去路。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东征部队回师河西。部队返回后,我就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又和海东同志分开了。

  “你怎么样?你病了吗?”徐海东关切地问身边一个走路很困难的小战士。

  六

  “报告军长!我没有病!”小战士见副军长过来问候他,他马上精神抖擞地行个军礼说。

  抗日战争初期,红军改编后,海东同志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一九三九年他调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那时,我在五支队任政委,所以在淮南地区又和海东同志一道工作了。当时四支队在津浦路西,五支队在津浦路东,两个支队互相配合,抗击敌、伪、顽军,打了许多胜仗,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没有病?”徐海东微笑着用手摸一下小战士的额头,说,“呀!还没病,烧得烫手,你还瞒我!是得疟疾了吧?!”徐海东又严肃地说,“第一,有病不报告,应该批评;第二,骑上马,跟部队前进。”

  一九四○年后,海东同志积劳成疾,卧病不起。我要去延安开会,行前到他那里告别。到一九四九年秋,相隔九年以后,我调到旅大工作时又和在大连养病的海东同志重新见面了。海东同志爽朗的性格,乐观的精神,仍然和我们在一起战斗时一样。他以顽强的精神同疾病作斗争,几次生命濒于垂危,但他镇定自若,不为亲友的担心忧虑所打扰,仍保持乐观的情绪。他长期卧床不起,却很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他虽在病中却始终保持和干部战士的联系,有信必答,来访必谈,不愧为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共产党员。象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含冤死去。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个忠勇刚毅的战士,我失去了一个久共患难的战友,感到十分悲痛!

  小战士立即慌了神。心想:副军长没白天黑夜地工作,我怎么能骑他的马,而要他走路呢?连忙回答说:“首长,我接受您的批评,坚决执行命令,跟部队前进;这马吗,还是您骑着!”

  我和海东同志几十年共事,在长期接触中,感到他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的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对党忠心耿耿。对群众、对战士、对同志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能够和战士同呼吸共命运的优秀指挥员。他从实践中学习和深刻领会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把自已的生死置之度外,使敌人闻风丧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立下了功勋。

  徐海东耐心地解释说:“让你骑马,是革命的需要,不然,你就会掉队的。”

  徐海东同志战斗的一生,是一个无产阶级坚强战士所走过的战斗历程。他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坚强的党性,优良的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小战士争辩说:“军长您日夜操劳,走在前、睡在后。您骑马才弄虚作假的是革命的需要。我这小病,没问题,掉不了队!”

  徐海东爽朗地一笑说:“不掉队了那好吧,咱俩先比一比走路,谁比输了,谁骑马。”

  小战士心想:副军长常骑马,走路肯定不如我,自信地说:“一言为定!”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副军长和小战士的一场走路比赛开始了。“目标是前面路边那颗小树,谁先走到为赢。预备——开始!”警卫员口令一落,两人同时走了起来。

  徐海东虽然腿受过四次伤,但仍能迈着稳健敏捷的步伐,快速向着目标走去。那个小战士咬紧牙关,使出全身解数,往前冲刺,可他双腿打颤,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艰难地移动着步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徐海东首先到达了终点。

  “比赛结果,徐副军长领先!”警卫员高声宣布。

  徐海东立刻返回来,温和地扶着生病的小战士说:“怎么样?服从命令,快上马吧!”

  “我……”小战士惭愧地看着徐海东。

  战士正在为难之时,徐海东不由分说双手一托,把他扶上了那匹高大的枣红马。小战士伏在马背上,望着徐海东慈祥的面容,止不住流下了热泪。

  白天走,夜里走,徐海东铁一般的硬汉子,也被累垮了。十几天了,他不愿骑马,总是说:“把马让给伤病员,我能走!”

  副军长的圆脸变成了长脸,瘦得肩骨支着单衣。在行军途中,他突然倒下去了。

  警卫员把他扶起来,几个人一起努力,把他扶到一匹马上。徐海东在马上摇晃着,又掉下来。

  徐海东连马都骑不稳了。

  警卫连长强制把徐海东放在担架上,抬起来就走。

  “放下我,让我自己下来走!部队行进太难了,我还要你们抬着。放下我,我能走!”说着吐了几口血。他在担架上说着,说着,声音渐渐低下去,又昏迷不醒了。

  警卫员一摸额头,烫得吓人。

  部队又无医生又无药。

  警卫员只好不断地用冷毛巾给他敷额头。抬着担架的战士一步一步地朝前捱着,徐海东的生命在与疾病作着坚强的抗争。“徐老虎”不仅与敌人战斗是老虎,在与疾病作战时,也是老虎,病魔难以将他击倒。

  就这样,徐海东躺在担架上,指挥着红二十五军的转移,冲破敌人重重围追堵截。从鄂东北到皖西北,再从皖西北回到鄂东北。徐海东的担架,冲向雨中,冲向夜色,冲向敌阵,山路坎坷,雨夜迷濛。

  枪炮声在前面越响越烈,通红的炮火撕裂了夜幕,互相厮杀声不绝于耳。情况不妙,躺在担架上的徐海东心急如焚。往后撤吧,没有命令;向前冲吧,等于送死。就此停下,等天亮再说。

  徐海东在担架上欠起身,命令道:“警卫连派人侦察情况;其他人原地待命,作好战斗准备!”

  枪炮声激烈地响了一夜,黎明前,才渐渐稀少起来。

  “报告副军长,”派出去侦察的同志急切地说,“省委和军部率领大部队已经突破敌人的公路封锁线,到路西去了。我们被截在路东,掉队了。前面是潢麻公路,敌人已把被我主力撕开的缺口补上了,重兵全摆在公路线上。”

  徐海东一听又惊又喜:惊,他掉队了,与大部失去了联系,而自己身边只有一个连;喜,省委领导和军部领导及大部分战友和红军士兵都安全回到了鄂东北。

  晨雾濛濛,乱枪乒乓。

  徐海东这时的头脑特别清醒,他一下子从担架上跃起来,身子摇晃一下,但还是站住了,病好像马上好了。徐海东想:必须在天亮之前隐蔽好,否则我这个连就别想活一个。

  右边有座山,林木葱郁,野花正开,看来敌人还没有占领这座山。

  “立即上山,占领山头!”徐海东果断地命令道。

  敌人的火力基本上集中在西面,防止红军过公路,他们根本就弄不清楚有多少红军已经突破了封锁线。

  山下有很多掉队的红军,勤务人员还挑着行李,都在野地里左顾右盼、东跑西藏,像断了线的风筝,一片混乱景象。

  徐海东坐在山顶“齐天大圣庙”前的石头上,端着望远镜,敌情和我情很清楚。

  “我们怎么办?副军长!”警卫连长问。

  “怎么办?怎么办?”徐海东放下望远镜,自言自语地说,眼肖突然落到静坐在旁边的小战士身上了。小战士腰上挂着拴有穗子的军号。那穗子红艳艳的,像早晨滴着露水的山花,给人一种热烈欣慰的感觉。

  “吹号!给我吹号!吹集合号!”徐海东大声命令着。

  “是!副军长!”小战士立正回答。

  小战士圆圆的娃娃脸,鼓起了腮帮,站在一棵树下,吹响了红军的集合号。

  “嘀嗒嘀嗒……”清亮悠扬的号音在黄土岗以南的群山中响起来了,号音飞向山下、飞向田野、飞到敌人的阵地,飞到山下流散的红军的耳中。

  号声使敌人一惊:妈的,红军还在路东?!

  公路封锁线上的敌人向山头上射击起来。敌人根本就没有摸清红军情况,不知道山头上有多少红军,只能远远地打着枪炮,不敢冲过来。

  正在漫无目标寻找部队的红军指战员,听到集合号,迅速地朝这个山头涌来,三三两两,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地上来了。后勤人员挑着担子也来了。

  红军七十四师二二○团,在昨夜突破公路时被打散了,一部分战士在二营长带领下,采取迂回包围,歼灭了一营的敌人。天太黑了,二营长迷失了方向。天亮时,清点身边部队,还有四个连。敌人密集的炮火,使二营无法靠近公路,冲锋一次,牺牲了十几名战士,二营长正在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集合号响了,他们就像迷路的孩子听到了母亲的呼唤。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真是‘天不灭曹’呀!”二营长说,“快,司号员,吹号应答!”

  有了回应的号声,就有一支流散的部队。

  “好!再吹!让他们向我们靠拢。”徐海东命令道。

  那边的号声应答:马上向这边靠拢。

  二营长带着四个连,一见徐海东就大喊:“副军长!副军长!你怎么还留在这里?怎么没冲过去?”

  “我和你一样掉队了!你们来的正好!我们又在一起了,七十四师还存在!马上清点人数,整编成连!”徐海东对二营长和警卫连长说。

  各种掉队人员共八百余人,整编成八个连,徐海东当即任命了连排长,并作战前动员说:

  “同志们!按我们现在的兵力冲过公路封锁线,显然是自投罗网,此地也不是久留之地。”

  “那怎么办?副军长,我们听你的。”有人说。

  徐海东微微摆了摆手,意示大家听他说。

  “因此,我们只有走回头路,转回向东。在敌还未摸清底细这前,返回皖西北,与八二十师会合,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别无他路!”

  “跟着副军长,赴汤蹈火,我们也在所不辞!”

  “好!轻装上阵,列队出发!”徐海东命令。

  “副军长!先等一等!我有个想法!”小号兵怯怯地说。

  徐海东向小号兵点点头,和蔼地说:“有什么事!你说!”

  “副军长,我想我应该留下来!”小号兵鼓足了勇气说。

  “为什么?”徐海东有些惊讶,“怎么能留下你呢?我还要你给我吹号呢!”

  “副军长!我留在这里不断吹号,迷惑敌人,使敌人不敢轻易出动。你好带领大家向东撤,当敌人明白时,你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远了!”小号兵的眼睛晶莹透亮,他一口气全盘托出。

  徐海东和战士们半天没作声。

  二二○团的司号员站起来说:“副军长,小号兵说得对,他还小,让我留下迷惑敌人!”

  还有几个战士表示愿意留下来,掩护部队撤退。

  徐海东被小号兵及战士们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格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副军长!不能再犹豫了,革命是免不了牺牲的,何况我还有摆脱敌人的把握。我对这里的地形熟,把敌人拖住后,想法脱身,追赶你们!请放心,副军长!我能行!凭我自己就能拖住所有的敌人。”

  小号兵说完,转身跳上一个凸出的石块,举起军号,鼓起肋帮吹起来,那嘀嘀嗒嗒的号声,立即响彻村庄!响彻大别山!响彻每个红军指战员的心!

  徐海东深情地望着小号兵,心里默默地说:小同志!你多保重!

  铜号上火红的穗子,在早晨的阳光中,红得像血。

  徐海东把手一挥,命令道:“出发!”

  借着山林的掩护,不放枪,不放炮,顺利地下了山,走上了通往皖西北的征途。

  一路上,徐海东挂念着小号兵,拄着拐棍,一拐一拐地领着部队不停息的走着。

  突然,徐海东觉得肚子发胀,一低头,吐了几口血,立时,脸发烧、腿发软、天旋地转、头重脚轻,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警卫员把徐海东扶上担架,徐海东又在担架上回到了皖西北。

  徐海东非常恨自己,战斗激烈,环境艰苦,身体这么不中用,他常常自责:“我真没用!”

  公路封锁张上的敌人,向响号的山头猛烈轰击。三个团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朝山头围攻上来。

  时而是集合号,时而是冲锋号。小号兵变着调子吹,吹得敌人晕头转向,但有一点他们十分“清楚”:山上有一支不小的红军部队。

  从昨天早晨到现在,小号兵粒米未进,口干舌燥,精疲力竭。十二个小时的不停地吹,嘴都吹出了血。小号兵看着军号嘴上的血痕,心想:吹!要拼命吹下去。只有吹下去,副军长他们才能走得更远,安全转移。

  围山的敌人,借着茂林的掩护小心翼翼地向山顶摸来,妄想不让山上的红军发现,把红军逼向山顶无处可逃,一举全歼。

  号停了,敌人爬起来,向山顶推进,号响了,敌人立即趴下。

  如此反复多次,弄得敌人高度紧张,人心惶惶。

  小号兵再也举不起铜号到嘴边了,他儇依在那块凸起的石头边,呼吸急促、满嘴流血、军号从他那瘦小的手中滑落……他翕动着嘴喃喃地说:“副……副军长,你……你们保……保重……”

  半个小时后,三个团的敌人围上了静悄悄的山顶,只有一个小号兵的遗体和红军扔下的辎重行李在等着这群恶神。

  “我们上当了!”

  “红军跑了!”

  “妈的!老子受骗了!”敌指挥官踢翻一副烂担架,骂着。

  鄂东北紫云寨。

  残酷的斗争实践宣告了错误方针的失败,同时,也找到了挽救革命斗争的有效途径。

  根据鄂豫皖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初步酝酿和会后多次研究及沈泽民个人的深刻体验,由省委书记沈泽民执笔,于11月10日向中共中央写报告,作了沉痛的检讨。在紫云寨东头的一间低矮破陋的茅屋里,沈泽民坐在木墩上,伏在两块板搭起的桌子前,脑子里不时出现大片红军牺牲的场面和徐海东冒死争辩的情景,他奋笔疾书,在报告中写道:

  
在郭家河、潘家河战斗胜利后,到现在根据地和红军出现惨败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造成的,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路线错误和实际工作的拙劣。但我们并不认为革命没有出路,“今后工作,如转变到弄虚作假正面向群众、团结群众,敌人再狠些,‘坚壁清野’计划亦包不住我们(只要我们对白区群众有密切联系和取得其同情与拥护)”。“红军和游击队依然保持其积极活动”。决心纠正“偏于军事观点,忽视群众工作与密秘工作”的现象。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今后斗争方针:采用游击战的方式来箝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根据地。主力红军要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深入到敌人占领区去活动,在敌人后方袭扰和打击敌人,求得物资上的补充。同时认为便衣队是“极为适宜的一种游击武装的方式”,“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队的组织”。(1933年11月10日《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

  沈泽民写完报告后,于11月20日病逝于老君山东北的刘家湾。省委书记一职由徐宝珊代理。

  沈泽民自从1931年3月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虽然执行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但他能够正视现实,认识错误,从失败中及时吸取教训,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起”,抱病向中共中央写报告,代表省委作沉痛检讨,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品质。他严于律已,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忠于职守,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终年三十四岁。

  省委吸取冒险进攻和内线消极防御的失败教训,实行以外线游击为主和密切联系群众新的斗争方针以后,红二十五军一千多人在地方武装和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便衣队的有力配合下,不仅胜利地坚持了第五次反围攻斗争,而且在鄂东北地区恢复了以老君山、天台山和东、西高山为中心的两小块游击根据地。部队的游击战术得到提高,弹药、装备得到了补充,生活得到了改善。地方武装保存了三个独立团、两个游击大队和若干游击队,便衣队除活路在各地的秘密小组和小分队和若干游击队,便衣队除活路在各地的秘密小组和小分队外,发展到七个大队,经常深入平汉铁路沿线活动,鄂东北的党、政、军、民的斗争情绪大为提高。

  1933年10月11日。南溪吕家大院。

  时值深秋,田野里却没有黄澄澄的稻谷,粮仓里也没有麦粒,红军和农民肚子里仍然是野菜野果。

  徐海东率领折回皖西北的八个连部队,10日到达南溪。第二天皖西北道委和八十二师及徐海东等在南溪东北的吕家大院召开会议。吕家大院是个姓吕的地主老财逃跑后留下的,一直是皖西北道委驻地。

  吕家大院非常气派,在丛林和溪水的陪衬下,显得格外幽静,像世外桃园。青瓦白墙,雕檐画柱、前后三幢房子、东西各有厢房,紧凑而错落有致。

  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说:“为了统一指挥,打击敌人,是不是把八十二师和徐海东副军长带来的部队合并,组成红二十八军?”说完,用眼肖征求着大家的意见。

  “我看行!”徐海东说,“我们本来力量就不太强,若不统一起来,就更分散了,就有可能被强大的敌人各个击破。”

  八十三师师长刘德利、政治委员詹大列等都纷纷表示赞同。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诞生了。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郭述申,八十二师领导不变;八十四师师长黄维南、政治委员周化贤。每师各辖三个营,全军共两千三百余人。

  徐海东说:“今后部队绝不能像以前那样,冒险戟和内线防御,坚决不打消耗战,不硬拼、积极向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夺取敌人财物以补充部队。用敌人的东西养活我们,吃饱喝足,再送他们上西天!”

  大家同志赞好,哄堂大笑!

  郭述申宣布:“根据现在的情况,决定第八十二师在赤南苏区坚持斗争;第八十四师北上赤城革命根据地熊家河一带活动,两部相互配合,共同与敌人斗争。”最后,他又重申说,“一定是外线游击战!”

  凛冽的寒风呼啸而来,无情地抽打着衣衫褴褛的红军指战员。白天,他们隐蔽深山、割草搭棚、野果充饥;夜晚下山打游击。

  解决棉衣,成了徐海东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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