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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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许纪霖先生发表了《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的长篇文字,读完之后,有些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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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创造了一个叫“国家主义”的敌人,而没有像常见的那样去针对民族主义,大概是因为后者历史悠久,内蕴深厚,不能尽情贬抑,而所谓国家主义早有纳粹这样一个前凶旧恶,没人好意思说他的好话。许文开篇不久,果然便为此地预言了纳粹或者日帝国般的黯淡前景,可见其文章忧患之深、关系之大。但是,一方面,纳粹当年的主张,并非只有“国家”一端,而日本在大肆侵略之时,帝国鼓吹手中,还颇不乏有亚洲主义之关怀者,可见恶的行为和所谓恶的思想之间,并不是那么关联清晰。另一方面,环顾四周,如此国际环境,如此国家状况——二十多年未能对外用兵,天天对内喊和谐,对外喊韬晦——突然之间竟会在此地冒出一个新版的第三帝国,如此见微知着,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严肃性。

许纪霖 (进入专栏)
 

当然,这些其实并不是许文真正的关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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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论辩文章,许文锋芒所向,在于两点。其一,是某些知识分子的背叛,背叛的对象,有八十年代的个人主义和启蒙价值,有左翼的底层立场和批判意识,最重要的,大概是所谓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知识分子迎合权力、唱和政府,尸“国家”而拜之。不过,假设只有这一小撮的“背叛”,还不至于有毁国之厄。思想的演变,只是政治变化的表象,虽然今天的思想之恶,在当年已早就埋有种子,必然要演化成如今的模样(“新左派的集体右转,并非晴天霹雳,而有其内在的思想与历史逻辑”),但这些萌蘖之所以能在此时长大,主要还是因为有了适当的环境,也就是所谓“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家意志转到了‘正确’的社会主义轨道”。这正是许文针对的第二点:作者对于此地正在发生、可能发生的某些变化,确实怀有深深的忧惧。

  

许文描述的情况,自然不会全部是虚假的。当下社会矛盾激烈,人心思变,各派政治势力多有动作,这是事实;总有人想去揣摩上意,争取上书房行走,这也是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许文把诸多左翼或者非左翼学者的学说解释成向“国家主义”献媚,便是真实的,更不意味着“国家主义”这四个字,能够恰当地描述此时或未来的中国政治、思想状况。其实,不妨这样想一下,许纪霖先生为何要把对各家学说的不满,以及对于未来的忧惧,放置在“国家主义”这个名词之下加以批判?所谓“国家主义”,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概念,或者更基本的,“国家”二字,在当下的语言环境中,是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以这样的概念,构建理论文字,能够澄清问题,还是能够混淆问题?

  一股国家主义的思潮正在中国思想界兴起,风头所向,横扫左翼、保守两派阵营。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国家主义(statism)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发展而来,但比民族主义更极端,更政治化,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因为国家代表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可以抵御私人利益对政治过程的渗透和干扰。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翻版,它的正当性以人民主权论为号召,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民意基础,通过民主而实现威权,乃是一种民粹式的威权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力图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是足以挑战普世性的西方民主的制度创新,正在通过将人民利益与中华文明的神魅化,建立一种国家的拜物教。

之所以要这样问,是因为虽然许文将汪晖、甘阳、王绍光、刘小枫、强世功等许多学者的学说、言论都放在“国家主义思潮”的名义下大加鞭挞,但究竟何为“国家主义”,他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当然,许文说到,当下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是一个多种因素的吊诡组合,是“以人民主权论为号召,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民意基础,通过民主而实现威权,乃是一种民粹式的威权主义。”但是,细读许文便不难发现,这个“国家主义”中的“国家”,要比作者承认的更像个弗兰肯斯坦。这个“国家”,既民主,又独裁;既民粹,又威权;既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利维坦,又是打压民间力量的官僚集团:既是浪漫主义的巨大投影,又是价值空洞的填充物;既要代表民族利益,还要满足利益集团;在追逐利益的时候是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在自我认同时又沾染了政治神学的崇高;既能够发展经济、处理危机,又能够非法征地、强拆民房。不必说,中国的情况复杂,以上所言者,要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物,并不困难。但问题是,如此复杂的一种组合物,真的有哪位学者去支持它么?抑或说这些学者早有默契,各自捐出部分骨肉,来搭建这样一个科学怪人,然后终于被许纪霖先生发现了?

  这一新崛起的国家主义思潮从何而来,其理论脉络和基本诉求究竟如何,它又将走向何处?我们不得不探究清楚。国家主义思潮不仅在中国思想界内部发酵流行,而且正在与官方的主流意识型态日益靠近,在「唱红打黑」的局部地区甚至有大规模实践的可能性。193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历史表明,一旦国家主义弥漫成势,将陷整个民族于灾难之中,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与其说是发现了,不如说是建构了。实际上,有些学者的学说,被许纪霖先生误解或者曲解了,然后挨了批判,更多的情况则是,别人的学说、言论,被抽离具体的语境、场域,以至于务虚的变成了务实,批判的变成了迎合,甚至原本就是针对许纪霖先生一派思想的飞箭投枪,也给轻易地拔了锋芒,成了脑筋或者用心上不清不白的俎上鱼肉了。这也就是使得这篇长文,虽然看似内容宏富,但一遍读过,不免使人感觉有些虚幻。譬如,它不免让人觉得,中国变化的核心,都会体现在政治理论的嬗变上,尤其会体现在某些西方政治学说的引进和传播上,甚至这些理论的变迁,就是现实变化的原因。固然,作为政治思想的论辩文字,思想史的追源溯流和理论上的辨析驳难都是必要的,但是,既然许纪霖先生认为这些左翼或非左翼的学者的学说迎合了时势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引导时势的发展,那么这些学说,究竟是在那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切入现实的呢,这是不是更值得谈一谈的问题?其实,这是许先生所难言的问题,因为这些左翼或者非左翼学者的言论,一旦落实到具体的现实之中,便必然不是一顶“国家主义”的帽子所能罩住者。这倒不一定是因为这些学说、意见有多高明或多高尚,只是它们总是会因为具体的力量格局、阶层状况、思想氛围等因素而具有现实性和批判性的品质。

  

不客气地说,许纪霖先生的这篇文字,貌似理论探讨,实际上则很霸道。它的效果,只是要把架子上的其它物件都搞坏搞糟,自家的品质好坏,也便不用担心。在这些年国内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和反思之后,这样的表现,知识上可称作不思进取,态度上其实是左支右绌。许文的实质内容,在刨除其理论批评的文字之后,也许看的更清楚些。很可惜,那里剩下的,多有如“西方国家之中,英美之所以强盛而不堕落,乃是有可靠的文明制度加以规约”这样空洞的历史阐述,以及种种号称“普世价值”的说法。这不仅让人想到,许纪霖先生在文中提到,当今政治以及思想界的变化,吸引了不少“知性学生”,言下之意,似乎大感惋惜。其实许先生不妨想想,若不是先生一代中的许多人多年来认识停滞、囿于旧说,以至于许多青年听腻了也看透了各种陈词滥调,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么?

  一、从左到右:国家主义的两条思想脉络

  

  当今中国思想界国家主义思潮的几位重要代表人物,大都从1980年代的启蒙阵营中走来,或者在1990年代曾经受过启蒙的熏陶。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其核心诉求是人的自由与解放,虽然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也是启蒙的内在目标之一,但在启蒙运动当中,民族主义的背后有普世的现代性价值作为规约,比较起个人解放的狂潮,民族主义并非是1980年代的显学。到199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崭露头角。1990年代出现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内部非常复杂的思潮和运动,有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乃是为了在认同现代性的普世目标前提下,实现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也有激进的种族性反西方主义,旨在反抗西方各种霸权,以获得中国「可以说不」和「不高兴」的资格;还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将建立现代普世文明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根本使命。自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国「误炸」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民族主义的狂飙,到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全球传递事件形成了高潮。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民族主义趋于政治化与保守化。而国家主义的出现,正是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历史主义互相结合的产物。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国家的崛起,这无可非议。但国家主义不同,它主张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的强盛、国家能力的提升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目标。国家不再是实现公民利益的工具,国家本身就是善,具有自主性的国家理性,国家就是其自身的目的。

  199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国家的财政能力、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有了质的提升,在国际关系当中拥有了可以与美国、欧洲相抗衡的强大国力,这个令人生畏的巨无霸究竟是福还是祸?思想界对此有不同的声音。古典自由主义者相信:一个缺乏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将是可怕的压抑性权力。他们主张要继续发展社会,通过成熟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限制国家的专断权力。在自由主义的内部,近年来也出现了一种试图将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融为一体的国家自由主义观点。高全喜认为:自由主义具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保障人权,制约国家权力,另一个面相是构建一个现代国家。「首先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要建立一个利维坦,在这个利维坦之下才有现代公民。」
他强调说:「真正成熟的自由主义是最讲国家利益的,可以说,自由主义等于个人主义加国家主义。」
然而,就整体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缺乏关于国家的整体性论述,在民族崛起的历史过程当中,国家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国家是否有可能代表民族的整体利益,拥有自身的国家理性?这些在自由主义缺席的领域,国家主义便乘虚而入,国家主义正是基于这几年的马基雅维利热、霍布斯热、卡尔‧施米特热发展出一套关于现代国家的论述,响应了思想界的「国家饥渴症」,掀起了一股国家主义的狂飙。

  在中国思想界,国家主义思潮有两个不同的脉络和来源:一个是集体右转的激进左翼,另一个是近10年新崛起的施米特主义。

  激进左翼的保守化是近年来思想界出现的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左派的本来涵义是同情底层民众,对资本权势和政治权势不妥协的批判与反抗,这是激进左翼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左派有老左派和新左派之分,老左派指的是坚守正统社会主义意识型态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本身就是现存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可谓是假左派和真保守派。新左派指的是在1990年代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中崛起的一支新的思想力量,他们所焦虑的是1990年代之后一个被「资本主义化」的中国,认定中国在改革当中所出现的问题,从政治腐败到社会不平等,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惹的祸,他们希望中国超越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一条制度创新之路。其思想资源,除了西方的各种左翼理论之外,还一厢情愿地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传统之中发掘正面的价值。新左派的基本立场有两个,一是同情和赞美底层民众,二是痛恨西方的资本主义及其民主。当他们认为1990年代的国家意志在步「新自由主义」后尘、损害底层民众利益的时候,新左派对权力的批判是有相当杀伤力的。然而到了21世纪之后,当他们发现国家意志逐步从「错误的」新自由主义转为「正确的」社会主义轨道时,新左派于是开始右转,全面拥抱国家,激进左翼嬗变为保守的国家主义。2008年国庆60年之际,一批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加入了讴歌「伟大的60年」的舆论大合唱。他们通过选择性的遗忘与记忆机制,将前30年和后30年视为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一以贯之的成功经验。王绍光在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论证中国60年的发展,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未来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汪晖将60年的经验归结为中国拥有「相对来说独立而完备的主权性格」,这一独立自主性通过政党的实践而完成,「由于中国政党与国家有一种独立的品格,因而也发展了一种自我纠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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